编者按:.86米,珠穆朗玛峰有了新高程。从年首次登顶珠峰,六十年来,中华民族的几代登山勇士们,前赴后继,在与珠峰的一次次对话中,挑战极限,追逐梦想。年5月25日,历经艰险的藏族队员贡布和汉族队友王富洲、屈银华把五星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人类首次从北侧登上地球之巅的伟大壮举。现重温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同志于年发表的经典著作《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

新华社珠穆朗玛29日电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

新华社记者郭超人

银灰色的山峰隐没在浓密的雾层里面,峻峭的山岩上铺盖着一望无边的白雪;一道道浅蓝色的原始冰川,象瀑布一样从万丈悬岩“飞泻”而下;纵深的峡谷曲曲弯弯,好象永远无法走到它的尽头……。珠穆朗玛——这座海拔八八八二米的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地球上最高的峰峦,巍峨而奇峭,耸立在祖国西南高原的边缘,成为一道雄伟壮丽的天然屏障。

由于它举世无比的高度,变幻莫测的气候和极端险恶的地形,珠穆朗玛峰在过去的漫长年代里,几乎与世隔绝。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世界科学和工业已经进入了很发达的时代,人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之后,仍然只能踟躇在它的山坡上,无法登上它的顶峰,探测它的秘密,使它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无法接近”的神秘地区。

但是今天,珠穆朗玛峰北路“不可征服”的神话被彻底打破了。在我们这个奇迹涌现的时代,年轻的中国登山队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就踏雪蹬冰,飞岩走壁,在英国“探险家”们称为“死亡的路线”上,踩出了一条通向珠穆朗玛顶峰的胜利道路,把红旗插上了这个地球上的制高点。

向珠穆朗玛峰进军

今年3月19日,珠穆朗玛山区风雪交加,干燥的粒雪象浓雾一样迷漫在山峦的上空;阵阵刺骨的寒风翻滚,把沙石卷起几十丈高。中国登山队的全体队员们,冒着高原的风雪和严寒,来到了珠穆朗玛峰下。

↑登山队大本营建成了。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地区高高升起。新华社记者陈宗烈摄

寒风发狂地呼啸,巨大的冰崩发出雷鸣般的轰响,雪粒飞扬着,把天空搅得一片混沌,珠穆朗玛峰完全隐藏到白茫茫的风雪里,只露出一个黑色的影子,更显得险峻和高不可攀。

尽管这里偏僻而荒凉,但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使这里充满了生气。他们在帐篷中间的空地上,支起几根木竿,缠上几条红布,搭成一座象征性的“彩门”。两边“门”框上用红笔写着他们自己编的对联:

“英雄气盖山河,

敢笑珠峰不高。”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征服珠穆朗玛峰,中国登山队一到达山下,就立即迅速全面布开了战线,从各个方面开始了准备工作。气象工作人员在珠穆朗玛峰荒漠的山坡上,第一次建立了设备完善的气象观察站,各种精密的气象仪表立刻把珠穆朗玛峰的天气要素记载下来,为未来的登山活动提供准确的气象情况预报。无线电报务员们在崎岖陡峻的山岩间架起了高大的无线网,开始与祖国各个战线紧密联系。医生和护士们更显得忙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为登山队员们检查身体,治疗“高山病”,使登山队员们在高海拔的恶劣环境下,仍然能保持着充沛的精力。总务干部继续东奔西走,源源不断地从祖国各地运来各种高质量的现代化的高山技术装备,以及营养丰富、品种繁多的高山食品和饮料,为登山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一场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战斗就从这里开始了。

第一道难关

珠穆朗玛峰北面的崇山峻岭间,矗立着一座顶端尖突、白雪迷蒙的山峦,这是珠穆朗玛峰的孪生姊妹——拔海七五三八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峰。在北峰与主峰之间,是绵延起伏的奇陡的冰雪峭壁。因为它座落在两峰之下,看上去却象一个坳谷,人们把它叫做“北坳”。

北坳顶部拔海高达七○○七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左右,象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的腰部。沿东绒布冰川地带攀登珠穆朗玛顶峰,必须通过北坳,因此,登山队员们说北坳是珠穆朗玛峰的“大门”。在北坳险陡的坡壁上,堆积着深不可测的万年冰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印,成为珠穆朗玛山中最危险的冰崩和雪崩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千百吨冰岩和雪块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泻而下,几十里地以外都可以听到它的轰隆声。二、三十年前,试图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攀登顶峰的英国“探险队”,曾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的袭击。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仅年一次雪崩中,就有七名英国“探险队”的工作人员被埋到冰雪的底层。关于北坳,这些外国“探险家”们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描写说:“此地坡度极大,积雪极深,有深陷的裂缝,行动艰难,特别是经常发生的巨大块状雪崩,对探险队更是致命的威胁,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的难关。”

“侦察员”出动了

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地为大队开辟一条通向北坳的安全路线,登山队在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任务以后,于3月28日,正当大队从拔海六四○○米的第三号营地返回大本营的同时,副队长许竞带领了一个由六名最优秀的登山运动员组成的侦察小组,冒着风雪向北坳进发了。

↑我国登山队队员们在向珠穆朗玛峰挺进的途中,攀登“北坳”冰坡60度的陡壁上。

这天,珠穆朗玛山区风雪咆哮,北坳上空浓雾迷漫,阵阵旋风滚过,冰坡上翻卷起几丈高的雪柱。

侦察小组的登山运动员们,手里拿着冰镐,脚上绑着锐利的优质钢制冰爪,用尼龙绳连结成一条线,一个跟着一个,登上北坳的冰坡。在这一望无边的白茫茫的冰雪里,寻找出安全的行军路线,既不能有危险的冰洞,又不致于发生冰崩和雪崩,在登山探险活动中,再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任务了。侦察小组的队员们依靠自己敏锐的双眼,透过重重艰险和困难,找到安全的路线;依靠自己手里的冰镐,从冰雪中刨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在他们进行侦察的每一秒钟,在他们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里,都隐藏着意料不到的危险。脚底一滑,他们就会沿着几乎是垂直的冰壁一直滚到几十丈深的岩底;稍一疏忽,他们就可能掉进一眼望不到底的冰裂缝中;一阵强暴的高空旋风,可能把他们卷得无影无踪;一次冰瀑,也可能把他们埋葬。但是,为了给自己的战友们打开胜利的道路,侦察小组的队员们毫不畏缩地与凶恶的大自然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狂暴的风雪遮天盖地,刺骨的寒冷使侦察队员们全身麻木,强劲的风雪打得他们双眼不停地流泪,稀薄的空气使他们头疼气喘,挺峭的冰壁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摔倒……,但他们毫不灰心,彼此帮助,彼此鼓励,坚持着向北坳顶端挺进。

钻出冰的“深渊”

七、八个小时过去了,侦察队员们上升到拔海六八○○米的地方。现在,一道纵直的冰裂缝拦阻在他们面前。这道裂缝深陷而狭窄,坡度在七十度以上,队员们开玩笑地把它叫作“珠穆朗玛冰胡同”。只有从竖着的“冰胡同”的底部攀援上去,才能到达北坳顶端。侦察队员们斜靠在冰面上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以后,立即开始向“冰胡同”顶端冲击。

运动健将许竞、刘大义和彭淑力走在前面开路。他们大胆地使用了冰雪作业和岩石作业相结合的复杂的攀登技术,背靠着“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冰胡同”的另一边,一寸一寸地向上移动。不到几分钟,他们就感到疲累不堪,汗水从额角上不停地淌下。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但他毫不气馁,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

天快黑时,这个侦察小组才到达北坳的顶端。他们连续与严寒和冰雪战斗了十多个小时,终于为大队进行第二次适应性行军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路线,打开了珠穆朗玛峰的“大门”。

由于北坳本身地形的关系,侦察小组找到的这条路线,虽然绝对避免了冰崩和雪崩的危险,但是沿途坡度很大,冰裂缝也较多,势必还会给登山队员们带来不少困难。因此,在侦察小组结束侦察活动以后不久,遵照登山队队部的决定,副队长许竞又率领了一支修路队伍直上北坳,对道路进行整修,以保证大队顺利通过。

这支修路队伍在坡度陡峻的冰面上,刨出一级级平平的台阶;拉起牢靠的保护绳索,在宽阔的冰裂缝上搭起了“桥梁”;在垂直的冰墙雪壁上挂起轻便的金属挂梯,使这座“难关”——北坳的冰壁上,出现了一条安全而畅通的大路。

↑我国登山队队员进入珠穆朗玛峰的“难关”——北坳,他们运用云梯在竖着的“冰胡同”挺进。

登上新高度

随着拔海高度的上升,空气中氧气更加稀薄。人们在这里变得虚弱了,活动变得困难了,每移动一步,心脏就剧烈地蹦跳起来,呼吸时上气不接下气。在大队通过拔海七四○○米附近一段直线距离不到二十米的岩坡时,人们竟不得不休息了四次才攀登上去。

一道宽阔而陡滑的雪槽拦阻着去路,雪已经变成了坚硬的厚冰,光溜溜的。穿着镶有钢钉的高山靴,仍然一走一滑,不时地跌倒。运动健将刘连满背上背着三十多公斤重的背包,但他仍然自告奋勇地走到队伍的最前面。他使用着登山技术中的“三拍法”,向前走着为大队开路。他先撑着冰镐,使自己在冰面上站稳了脚步,不时地用冰镐一下一下地在冰上刨出台阶。在这样的高度,每一个动作都要耗费全身的力量。但是刘连满却一直坚持着在前面为大队开路。由于高山缺氧和体力的严重消耗,刘连满的眼睛里不时地迸散着“金星”,胸口疼痛而胀塞,好几次他都几乎要倒下来,但他一想到整个大队正沿着他的开出的路前进时,他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就又加快了自己的步伐。大队来到一座山岩下准备休息时,刘连满才松了一口气。

经过两天艰苦的行军,大队终于安全地到达了拔海七六○○米的地方——我国登山史上的新高度。

征服“死亡地带”

在过去世界航空生理学上,曾把拔海八千米以上高度地区称作“死亡地带”。因为随着拔海高度的逐步上升,空气中的氧气也愈加缺乏。据科学家们的测算,拔海高度为零的海平面上,空气中氧气分压是一五○个毫米水银柱,而到拔海八○○○米的高度时,氧气分压就下降到四十六个毫米水银柱。这种严重缺氧的状况,给人类身体机能带来各种不良的反应,严重的可致死亡。

因此,在国际登山运动史上,拔海八千米以上的高度,几乎被看作是人类登山活动的“极限”,如果不使用人类自制的氧气设备,即使运动员体格非常强健、技术非常熟练,要攀登到这样的高度,并停留较长的时间,也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登山队征服球穆朗玛峰“死亡地带”的战斗,是从5月2日开始的。大队在第三次行军中,冒着风雪和严寒到达拔海七六○○米的山壁以后,一部分队员又继续朝着顶峰前进。

严重风化的石灰岩的坡岭上,堆积着极易滚动的乱石和岩片。脚踩下去,立刻陷进乱石缝里拔不出来;用力蹬踏,石块就又象冰雹一样向岩下滚泻,极易使身体失去平衡而摔倒。为了取得对高山环境更好的适应能力,登山队员们虽然背着轻便的氧气筒,但并没有使用,他们艰难地喘着气,缓慢地挪动着脚步。

↑我国登山队队员们向珠穆朗玛峰(远处最高的山峰)前进。

天完全黑了,四周朦胧一片,只有远处山峦上的积雪发出微弱的白光。阵阵刺骨的寒风不时撞击着山岩,发出凄厉的啸声。登山队员们用冰镐试探着道路,看着天空的星斗辨别方向。沉重的脚步声在山谷的夜空中震荡,带有钢钉的高山靴踩击在石块上迸出点点火花。深夜,他们终于来到了预定的地方,支好了帐篷。

向“第二台阶”挺进

从拔海八五○○米出发不远,拦在眼前的就是被英国“探险家”们认为“不可超越”的“第二台阶”。

这是一座陡峭而光滑的岩壁,相对高度约三十米,平均坡度在六、七十度左右,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攀登的支撑点。二、三十年前的英国“探险队”,曾经在这里想尽了一切办法,仍然没有能攀登上去。后来,他们对“第二台阶”下了一个结论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世界登山史上的奇迹

史占春和王凤桐匍伏在岩石上向上攀登,他们翻过巨大的岩坡,终于在当天北京时间二十一点登到了拔海八六○○米的“第二台阶”顶部附近的地方,这比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原定到达的拔海八三○○米的高度,已高出三百米。这时,天已经黑了,眼前黑糊糊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为了准确地找到突击顶峰的路线,他们决定在这里过一夜,等第二天天亮以后再进行侦察。他们在“第二台阶”的岩壁上找到了一条积雪的裂缝,用冰镐挖成一个低矮的雪洞,两个人紧紧地挤着坐在一起。

夜风高啸,雪洞里气温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由于物资运输供应不上,史占春和王凤桐为了给大队开辟出胜利的道路,饿着肚子坚持行军,现在又忍受着寒冷,守候黎明的到来。

因为携带的人造氧气所剩不多,以防备万一,史占春和王凤桐大胆地决定不用人造氧气。他们沉重地喘着气,整整过了一夜。在世界登山史上,在八六○○米的高度不使用氧气,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第二天清晨,珠穆朗玛峰上空万里无云,连绵的峰峦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史占春和王凤桐走出雪洞,现在,珠穆朗玛峰“高不可攀”的顶峰,离他们不过二百多米,尖锥形的顶峰清晰地出现在他们眼前。灰色的岩壁上露出一道道风化的龟纹,白雪点缀着狭窄的裂缝。凭着他们丰富的登山经验,他们很快就观察到了一条适宜的登上顶峰的路线。

5月4日,史占春又带领着队员们开始返回山下拔海五一二○米的大本营。

向顶峰进军

5月24日清晨,阳光灿烂,珠穆朗玛峰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际,朵朵白云在山岭间缭绕不散。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半,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由副队长许竞率领,从拔海八五○○米的“突击营地”出发了。

许竞在前几次行军中担任了侦察任务,体力消耗很大,他只前进了约十米,就感到不支。这时,决定由运动健将王富洲带领运动健将刘连满、屈银华和一级运动员贡布(藏族),背着高山背包,扶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峰最后三百八十多米的高度进军。

为了尽量减轻负重,他们只携带了氧气筒和登山队委托他们带到顶峰的一面国旗、一个高约二十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象,以及准备写纪念纸条用的铅笔、日记本和电影摄影机等。但即使是这样,他们前进的速度也是非常慢的。因为从5月17日上山以来,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艰苦行军,体力有了巨大的消耗。

↑图为年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宣誓的资料照片。

与重重难关搏斗

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约莫走了两个钟头,才上升了七十米,来到珠穆朗玛峰顶峰下著名的“第二台阶”跟前。“第二台阶”象城墙一样,屹立在通向顶峰的路上。人们在它陡滑的岩壁上,前进得异常困难,费了很大劲儿刚刚攀上几步,稍一不小心就又滑落到原来的地方。人们运用各种办法坚持再坚持,整整花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全部攀登上这个相对高度约三十米的岩壁,到达拔海八六○○米的“第二台阶”的顶端。

通向顶峰的第一道难关——“第二台阶”虽然克服了,但他们离顶峰还有二百八十多米的高度要走。而这时太阳已经偏西,阵阵寒风从山岭间刮过,发出阵阵啸鸣。

随着高度的上升和行军时间的加长,人们背上氧气筒里的氧气,已消耗得越剩越少;人们的体力,也变得越来越弱。这就是说,他们即将遇到最严重的两道难关——高山严重缺氧和四肢无力的威胁。

↑吸一口氧气再前进,我国登山队队员在米附近休息。(中间的高峰是珠穆朗玛峰)。

在体力虚弱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进行黑夜高山行军,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但是,有什么困难能阻挡得住勇敢的中国登山队员们前进的步伐呢!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完成全国人民的委托,为了在雨季到来以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内登上顶峰,四位勇士仍然勇往直前,继续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最后的时刻

到达拔海八七○○米时,刘连满由于过度疲劳,动不动就跌倒在地上。王富洲、屈银华和刘连满连忙举行了党的小组会,决定让刘连满留下,而其余的三个人即使是天黑,也要继续前进。

当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走上征途以后,刘连满——这位二十七岁的共产党员,毅然把自己氧气筒里所剩不多的氧气保存起来,准备留给战友们胜利归来时使用。而他自己,就在这荒漠的山顶上,冒着生命危险,在一块大岩石旁度过了严寒之夜。

夜色浓厚,四周矇眬一片,王富洲等三人匍伏在地面上,依靠着微弱的雪光反照辨认路途,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顶峰接近。

距离顶峰还剩下五十二米的高度时,三个人的人造氧气都用完了,高山严重缺氧的威胁已经临头。但他们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因为他们只有一个信念:继续前进,绝不后退。

他们抛掉了空氧气筒,彼此鼓励,你我帮助,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险而艰巨的历程。

人们已经异常疲惫,几乎寸步难行。但是,距离顶峰还剩五米时,忽然又遇到一个峭壁,二十七岁的藏族队员贡布首先攀登上去,他在上面休息了约半个小时,鼓起力气又帮助其他两个战友上去。这样,世界最高峰的顶峰已经近在他们咫尺了。

登上世界最高峰

5月25日清晨北京时间四点二十分,三位登山英雄经受了重重困难的考验,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的顶峰,为中国体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当时,山顶天气虽然很冷,但胜利的喜悦使他们热情洋溢。他们把毛主席的石膏象用五星国旗包好,留在顶峰。王富洲——这位二十五岁的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并代表三个人摸着黑写了个他们三个人到达顶峰的纸条,并把它放进一支手套里,用细石垒起把它压在顶峰上。

↑这是三名中国登山队队员放在珠穆朗玛峰顶峰的五星红旗和毛主席石膏像。王喜茂摄

由于当时天黑,不能拍照,他们在顶峰上停留了大约一刻钟,就决定返回征途。

不久,东方开始发亮,美丽的旭光首先欢迎他们凯旋归来。

他们看到自己攀登顶峰时在雪上留下的脚印,二十五岁的四川林业工人屈银华立即把它摄入了电影镜头——这将是纪录这次伟大登山事迹的影片中,最宝贵的画面之一。

三个人回到拔海八七○○米处时,同曾经表现了伟大自我牺牲英雄气概的战友刘连满汇合在一起,继续缓慢地往山下走去。

直到当天下午北京时间六点钟,他们才回到了拔海八五○○米的“突击营地”。这时,离他们5月24日从这里出发的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二个半小时了。在这一天多的时间内,他们虽然没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但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毅力,终于使他们获得了最后胜利。

胜利消息传遍全世界

中国登山队获得胜利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传遍了全世界。苏联、保加利亚、尼泊尔、日本、印度、英国的体育组织或友好组织,以及国际和平人士等,纷纷打电报来,祝贺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最光荣的任务——从过去一直被认为“无法超越的”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运动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3人首次集体安全地从东北山脊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开创了人类从北坡登顶的先例。图为王富洲(右一)、贡布(藏族)、屈银华。

某些西方报纸尽管散布了种种怀疑气氛,但也不得不承认说:“中国人的成就是杰出的”“荣誉被中国得去了”“他们登上了过去被认为是登不上去的北坡”……。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员们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人类登山史上几十年来没能突破的最复杂的难关呢?

是的,答案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是英雄的中国人民!

新媒体编辑:韦骅

签发人:彭东

版权归新华社所有未经许可严禁转载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z/46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