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坐落于我国东北地区,是欧亚大陆东端的最高山系,拥有着绝美的景观。长白山海拔米,高耸的山峰终年积雪,故有“长白”或“白山”之名。长白山分布着国内仅有的植被垂直分布带,跨越温带、寒温带与寒带三个气候带,生物资源相当丰富。自天池源流而出的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滋润着这一片广袤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生命。

早在约三十万年前,这一片土地上就有了先民的活动痕迹,他们汲取着长白山所流出的生命之源茁壮成长,开枝散叶,聚落而群居,渔樵而耕牧。长白山以及东北的土地,孕育出了诸多古老民族以及诸多源远流长的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传承。

长白山的采参习俗·

长白山住民与中原政权的交集由来已久。在商周之时,王朝的统治已经延伸到了长白山地区,《春秋经传集解》言:“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说明周王朝已经将这一区域各民族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理,也接受着这些部族的朝贡。至战国时期,燕国发动军队击败东胡与朝鲜侯,在东北设郡立县,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修筑东至朝鲜半岛龙岗、西抵独石口的燕北长城。公元前年秦军攻破燕国王都,燕王喜与太子丹退保辽东,大量燕民涌入辽东地区,而长白山地区植被茂盛、生态资源丰富,自然迎来了不少的燕民。在秦汉两晋中原地区战火纷飞之时,相对和平的辽东地区迎来了大量的移民;而自魏晋以来,长白山诸部族曾多次南下进入中原腹地,而最北端的长白山也成了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带。时至今日,长白山地区依然留存着许多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及汉族的传统村落与古代建筑,在向人们展现着当地独特建筑文化的同时,也向我们细细阐述着长白山民族交融的历史点滴。

由于长白山拥有着植被垂直分布带,在引入中原移民的生产技术以后,长白山住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除了传统的渔猎之外,他们还在不同的植被覆盖区域分别进行游牧与农耕,使得长白山产生了独特的物质文化,其农业体系一直没有排斥采集、渔猎与畜牧经济,而是与它们互补共存,共同哺育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儿女。

今日长白山最著名的人参产业源自当时的人参采集业。长白山采参之习俗源来已久,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当地的住民就已经开始采集人参(穆瑞鹰《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民族民间舞教学思考》)。人参是极为珍贵的药材,价格不菲,故而人参采集业也成了古代长白山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在万历十一、十二年(—)两年时间里,以居住吉林为主的海西女真在广顺、镇北二关互市中,售出人参达三千六百一十九斤,价值时银达三万余两(武跃进《清代长白山人参政务探析》)。明代之时,女真部族依赖长白山——尤其是长白山的人参获得了许许多多物质资源,促进了女真部族的发展。直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便加大力度开发长白山区的自然资源,以壮大女真部族。包括农业、畜牧业以及以人参产业为主的采集业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努尔哈赤正是因垄断了人参的采挖权,才从长白山诸部族中脱颖而出,清朝将长白山举为“龙兴之地”并非是单纯的迷信。但人参采集业利润巨大,而采参权的垄断不仅使得后金政权羽翼日渐丰满,也使得后金与明朝围绕着采参权的问题爆发出一系列矛盾。

而清朝廷对于长白山野人参的需求量极大,清政府甚至为此建立了长白山人参政务制度、创办参务局来加强长白山人参的供应,杜绝民众私自采集人参。人参的采集依赖运气与经验,并且需要在山林雪地等危险地区之中跋涉。在冬季大雪封山的时候,采参人需要在雪地中挖取深埋的人参,作业环境相当艰苦。尽管有着良好的收益,但却时刻可能面临自然的致命威胁,这种产业特征使得当地产生了一些关于采参的习俗以及人参精怪化的故事。而在康熙年间,长白山的刨夫为了规避官府对于采参的管制,在山中私自进行人参的人工栽种,其后发展出了规模颇大的人参栽培产业。

那些依赖长白山崛起的政权·

住民的生活依赖于长白山所给予的恩惠,而严酷的生活环境以及每年九、十月以后的严冷寒冬带来了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这也理所当然地催生出对于长白山的山神信仰。《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文中的“不咸山”所指的正是长白山,其含义为“神之山”。在后来,山神有了更具体的形象,初为虎,后有白衣观音甚至是作为采参领头者的“老把头”,都是长白山山神的具象。人们在生活与生产之余进行酬神,以祈祷平安与收获。而金、清两个自长白山走出的政权,都曾对长白山进行大规模的封祀活动。金大定十二年(),金世宗完颜雍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至大定十五年(),金朝将对长白山的祭祀仪式定为国制,每年春秋两季进行祭祀活动;明昌四年(),金章宗完颜璟进一步将长白山册封为“开天弘圣帝”加以祭祀(《金史·礼志八》)。由女真族延续而来的满族也继承了女真对于长白山的崇拜。在清朝入关后不久,清帝便下令封锁长白山地区,将长白山列为龙脉圣地,禁止平民踏入长白山。至康熙年间,清廷将祭祀长白山列为国制,以春秋两季为时举行大祭、以每月初一十五为时拈香致祀进行小祭(孙炜冉《肃慎系民族对长白山的崇拜与祭祀》)。对于山神的崇拜,源自对长白山的敬畏以及感恩。直到现今,在每年农历三月十六,长白山的住民依然会记得山神的“生日”,抬着供品进山祭拜山神。

长白山海拔较高,但植被丰富,使得当地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其中也包括了东北虎这些对于人类有着巨大威胁的猛兽。同时,由于资源相对匮乏,古代的长白山部族之间有时会因为资源的问题产生冲突,甚至不惜爆发战争。如完颜阿骨打“力农积谷,练兵牧马”增强部族实力,以吞并周围其他部族,“好则结亲,以和取之;怒则加兵,以强掠之”(《三朝北盟会编·卷3》)。正是因此,这些部族往往保留着尚武之风,以应对周遭环境及部族所带来的各种威胁,也养育了他们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坚定意志。

长白山居住的诸多部族在民族交融的过程中,飞速地消化着移居民所带来的先进技术,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期。肃慎族系大体围绕着渤海政权、大金政权与清政权的依次建立而三度崛起,沿着“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的路径发展(郭孟秀《肃慎族系演进考》);高句丽政权于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建立,其后沿着长白山脉及鸭绿江、图们江沿岸建造了两百余座规模或大或小的山城(郑元喆《高句丽山城研究》),直到唐高宗总章元年才退出历史舞台();自东胡族系发展而来的契丹民族建立了辽王朝,在五代末年至北宋时期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这些部族依赖着长白山而崛起,又反过来带动了长白山区的发展。

长白山区地形复杂、海拔较高,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是一个令他们感到棘手的地方。因为军队难以深入长白山区并顺利展开,而从中原到长白山区的漫长运输线以及漫漫雪山也造成了补给的困难。不仅如此,对于熟悉长白山区的住民而言,复杂的地形反而成为其独到的优势;但对于中原政权而言,长白山的复杂地貌只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因此中原政权很难在长白山一带有效地建立统治,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羁縻、招抚或隔离的政策反而更加合理。比如战国时期,燕国便在此地修筑了一段长城,以抵御自北部而来的侵袭。直到明朝立国设立九边之时,辽东都司也为诸镇之首。明朝对于辽东长城防御体系的构筑也最为用心,并且还在辽东、长白山区一带实行羁縻统治,在给予当地女真部族印信、建立卫所的同时,令其“俾仍旧俗,各统其属”(《大明一统志·卷89》)。这种羁縻政策在促进长白山地区民族融合的同时,维护了边地的安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随着人口的增加、资源的短缺以及冷期的来临,明朝与长白山各部族的矛盾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东北抗日联军的精气神

在日本人侵占东三省以后,长白山也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了东北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根据地。

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但由于国民党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日军迅速侵占我国东三省地区,东北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九一八”以后,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分别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第三天发表宣言,号召、动员人民拿起武器,以民族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至年起,东北党组织决定以人民革命军为中心,进一步联合其他反日救国队伍,组建了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建立抗日民族的武装统一战线。

但日本侵略者的武器装备十分先进,而且训练有素;相较而言,当时东北的抗日义勇军装备落后,正规的军事训练相对缺乏,难以与其进行正面的交锋。于是中共党组织决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发动人民建立抗日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而长白山区由于其独到的地理环境成了东北抗日根据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抗日队伍不仅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更受到长白山的庇护——长白山地形复杂、植被茂盛,有利于游击队伍的隐藏,也可以有效避免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发现、破坏,而抗日队伍甚至可以凭借地势对日军进行有效的伏击。由于依凭地势灵活地与敌人进行游击战,东北人民也在抗日联军的努力斗争中看到了抗日战争的希望,一些地方武装的头目纷纷要求加入游击队伍,一些敌伪地方武装队伍的首领也进行哗变带队加入抗日联军的队伍之中,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伍逐渐扩大,而游击区域也逐渐扩张。在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东北人民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而抗日的队伍也进一步扩张。

在年,抗日联军第三军只是一支由13名抗日义士创建的游击队伍,直到年发展为一支拥有余人的抗日劲旅;东满四县游击队在年达到余人,群众自卫武装达到余人,并且与多支抗日武装力量结成同盟(《抗联一路军史实考论》);抗联第四军建立时不过余人,到后来达到余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经过数年的艰苦发展,到年抗日高潮时期,东北抗日联军一度扩张至11个军共计3万多人,其中第一路军所属的一、二军和第二路军所属的四、五、七、八、十等军均在长白山脉的各个区域进行抗日游击活动(张光杰《论长白山抗日根据地的特点》)。他们穿梭于长白山的山林雪地与日军阵地之间,曾经遭到日军多次的大规模围剿行动,却依然坚持着游击活动,在险峻的山地上修建“密营”来保存抗日力量。长白山将其恩惠与残酷同时给予了这些抗日联军队伍,在用深林与大雪为他们提供了庇护的同时,也用险峻与寒冷夺走了他们的生命,而抗日联军的将士们却凭借其毅力与勇气撑过了这一段最艰难的时光,钳制了日军在东北的势力。

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将长白山抗日根据地列为山地抗日根据地之首,极大地肯定了长白山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果以及长白山抗日联军的无畏抗争。但这也引起了敌人的忌恨,于年至年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在长白山地区进行连续的大规模的封锁与扫荡,造成了抗联部队的重大损失。但东北——尤其是长白山的抗日游击队伍却同样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据朱德计算,从年到年,日军侵占东北仅花费了三千余万日元的军费,但为了对付东北抗日联军,日军的军费总消耗却三十倍于占领东北,达到了十一亿日元的军费(《朱德选集》)。东北的抗日游击队伍大量消耗了日本的有生力量与综合国力,鼓舞了国内的抗日士气。

长白山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环境,使得长白山住民孕育出了农耕、渔猎、游牧相结合的物质文化,孕育出了敬畏与感恩长白山的山神崇拜,孕育出了坚毅、勇敢的地域精神。这一切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则与抗日救国的爱国精神相结合,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精气神。长白山的文化与精神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但其隐含的对人性的关怀与激励却是始终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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