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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延续了扶余王的传统做法,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从公元年开始,高句丽几乎每年都向北魏政权遣使通好。从年至年,高句丽先后受封于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北朝政权。它的国王曾被册封为“辽东郡公”“高句丽王”“辽东王”,以及作为臣属被授予地方军政长官的各种官衔,如“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车骑大将军”“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等等。在朝贡时,高句丽向北魏“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至孝文帝时,“贡献倍前”。而北魏王朝对高句丽的贡纳给予“报赐”,在高句丽的贡品增加时,北魏的“报赐亦稍加焉”。北魏献文帝时,文明太后欲纳高句丽女以充显祖后宫,高句丽王高琏初同意“纳女于掖庭”。于是北魏遣散骑常侍程骏“如高丽迎女”,并“赐布帛百匹”。由此可知,北魏对高句丽赏赐的物品主要就是布帛。从高句丽前期的国都(王城)前往中原朝贡,有南北两条道路,“北道平阔,南道险狭”。“南道”的入口应在今本溪一带,此地也是燕长城所经之地。由此沿河谷东进,至高俭地山城(木底城),然后至霸王朝山城溯新开河谷地东上,经板岔岭、石庙子、麻线沟而至国内城。这条路线还有一个走法,即由高俭地山城东走,过浑江,经现在的二棚甸子、沙尖子、凉水而到达集安,所过之地皆平坦易行。“北道”即自今抚顺市至苏子河口,向东沿河谷走,至旺清门。由此,北道又一分为二。其一可向东经三棵榆树、英额布至通化,然后沿浑江、大清河谷地越老岭而达集安;其二即沿富尔江谷地南下过浑江,然后取道新开河路或二棚甸子路而达集安。随着长寿王迁都平壤,高句丽的政治中心也东移到了这座汉晋中原王朝乐浪郡治所的故地。20世纪后期平壤附近发掘的汉墓郡中,曾经出土了大量的汉代文物。其中,最突出的文物之一,就是汉代的绢、绫、罗等丝织产品及各种手工业的精品。在高句丽统治时期,从平壤北上,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平原至白马山城(朝鲜义州),渡过鸭绿江便至辽东半岛,由此可通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旧城区)。襄平自从战国时代一直到公元5世纪初一直是辽东郡的首府所在地,是规模可观的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是交通枢纽。高句丽占领辽水以东地区后,襄平改名为辽东城,成为高句丽政权在辽东地区的大都市。从襄平往西,途经辽河下游诸支流所形成的沼泽之地(“辽泽”)抵达碣石(今绥中)。从此利用“傍海道”,沿渤海岸向西南方向行进,经由孤竹、无终和令支到达幽州(今北京)城。这里已是中原政权控制下的华北地区,并与京城有道路连接。通过这些路线,中原器物、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高句丽腹地。北魏太和十五年(),孝文帝派遣大鸿胪册封高句丽国王(高云),同时“赐衣冠服饰车旗之饰”。此处的“衣冠服饰车旗之饰”,正是儒家所提倡的“礼”表现在册封礼制上的内容。与之同时,儒家的经典也源源不断地通过交通线输入高句丽。中原典籍传入高句丽见诸文献记载,最早是在公元年,前秦国王苻坚向高句丽“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高句丽方面“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太学教育子弟”。所立太学之教材,无疑应是中原典籍了,只是具体是些什么书,尚不明确。到了北周时期,高句丽的社会文化在各方面已经“略同中原”。当时高句丽人所阅读的中原书籍已经相当丰富,据《旧唐书·高丽传》载,“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在这些书里,高句丽人特别喜爱南梁的《昭明文选》,可见其文化修养及眼光是相当高的。由于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儒家与道教思想中的许多代表性的物象或神灵,也不可避免地成了高句丽墓室壁画所表现的内容之一。“朱雀、青龙、白虎、玄武”,也就是所谓“四神”图案,本来是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典型图案,东汉之后,新创立的道教又将其借为己用,使之成为儒家与道家的共同象征。到了高句丽晚期,“四神”图案已然成为其墓室壁画的主要题材。这一时代的封土石室墓,四壁大多绘有“四神”图案,象征着儒家文化中的“四象”,加上中间的星宿(墓主人)一起,则代表了“五行”。以此观之,墓主人生前所受到的汉文化浸淫,大约也是不言而喻。本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郭晔旻/文原标题:《通往长安的朝贡之路比张骞还早千年的“冰雪丝路”》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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