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喜迎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际，大白新闻与湖北红军精神研究会联合策划，深入老百姓身边，听他们讲曾经亲历的红军故事。本文作者是原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将士何永忠，文章讲述了红军三军会师后，奉命启程远征的故事。
何永忠（何平供图）
会师仅两天，西路军启程西征
征程未掸脚未洗，长征欲了又长征。更为悲壮的历程自此开始了。
大会师后仅两天，来不及休整，来不及补充给养，来不及换身衣服，四方面军就接受了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时四方面军仅余人。朱德、刘伯承均已去陕北。
10月12日，四方面军从会宁出发，一部分向东，我们向北走，来到黄河边。黄河浊浪排空，声如雷吼，对岸山峦，重叠起伏，山上山下有许多黑黝黝的敌人碉堡。
10月24日，我们到黄河东岸靖远附近住一天，从虎豹口（河包口）由东向西北强渡黄河。我方以迫击炮和机关枪掩护，几十艘木船和牛皮筏子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前进，很快强渡成功。至天明，我部已全部过河，接着9军、5军也完成强渡。过河部队是：四方面军的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一方面军的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共计人。由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阻拦，四方面军的4军、31军未能过黄河，于是宁夏计划失利。
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只能独立作战，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我们的目标是：向西北进军，打通国际路线，奠定抗日后方，起着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作用。
电训班学员们身兼数个职务
西路军指挥部无线电训练班（原四方面军通信学校）的学习仍在进行。开始，我们一边行军一边学习。休息时，把电键放在膝盖上作发报练习，把纸页放在背包上学习收报。我们和“五马”（马步芳、马步青、马步銮、马鸿逵、马禄）作战。开始进展顺利。首仗与马禄作战，取得胜利，歼敌一个团。可是“一条山”之战后，仗越打越凶险，9军古浪失利。30军打下永昌，我们在永昌驻了半月。后来听说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群情激愤，要求杀死他。
年1月奉命打凉州，没打好。又在永昌、高台、张掖、金川、银川一带疲兵屡战，不断失利。妇女独立团在临泽蓼泉乡失败。高台战役5军团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牺牲。30军在倪家营子被疯狂的马家军围困的象铁桶，激战40个日日夜夜后，不得不向祁连山突围。主力88师损失重大，师长熊厚发负重伤。
倪家营子保卫战开始后，运输员、摇机员逐步充实到连队打仗，电训班学员逐渐分到电台，充当摇机员、运输员、警卫员。我、阕之山、刘成义、杨大奎、殷长祥五个学员，电台工作时是摇机员，行军时抬马达、蓄电瓶当运输员，驻军后保卫电台及电台工作人员成警卫员，电报来了送电报又是通信员，遇敌则成战斗员。
亲密战友，再见已是解放后的阴阳相隔
我们从被敌人包围的密密匝匝的倪家营子突围出来，3月11日晚上从魏营子出发，一夜急行军里到梨园口，这一天是3月12日正是孙中山的忌日。这里是通向祁连山的入山口。在梨园口打了一天，晚上向祁连山进军途中，马匪紧追不舍，我走在前面和另一同志用杠棒抬着蓄电瓶，急过前面的冰河。3月份的河冰不堪重压，河冰破裂，我一下子从冰窟窿里掉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幸亏身上横背的枪杆搁在冰面上，才没被水流卷走。后面的同志放下杠棒赶快把我从水中救起。下半身湿漉漉地往下淌水。来不及擦身，来不及换衣，也无衣可换，来不及取暖，我们两个抬起蓄电瓶飞快的向祁连山继续转移。单薄的裤子早已湿透，在冰天雪地里结了冰，硬邦邦的，行军走路，这冰裤子一下撕裂了。冷风直吹两腿，痛如锥刺刀剜。这时我看见警卫员守卫着熊厚发师长正坐在路边歇息。熊厚发是我的老首长，我刚参军在33团1营，他便是营政委，后来是我们88师的师长，我到指挥部电训班后，又和他常见面，还常闹着玩。这会儿，我惊奇地问：“首长，你干啥子哟，坐着不走动？”“小何呀”，熊厚发握住我的手，声音低沉：“我的伤厉害，不能走啦。希望你永远革命，以后再见！”
谁想到“再见”时已隔阴阳。解放后我到青海省会西宁市开会，见到熊师长的墓。原来熊厚发因伤重，带人在祁连山打游击。与搜山的敌人遭遇战时，其余人全部牺牲，他在昏迷中被俘，被押往西宁用炮轰死，年仅24岁。
李先念兴奋地说：党中央一直在寻找西路军
3月13日撤退到康隆寺后面的牛毛山，这时上至军长下至伙夫，不分这个员那个员，都同时上阵抗击敌人。我穿着冰裤子仍不停地摇机，保证通信通畅。耳边是一片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直到下午，刘寅抽空解开背包，抖开他唯一的被单，剪成裤样，教我并帮我缝成裤子穿上。
13日晚，我们向西转移到石窝山。我们刚上山，敌骑兵已到山下，凶悍地发起冲锋，战士们拼死抵抗。次日又从早上七八点钟一直打到下午六时，敌人无法前进一步。西路军只剩多人了。这时通知刘寅去开会。回来后立即传达上级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以减少目标。另外，李先念、程世才带30军多人为左支队，王树声带另一部分人为右支队，分开行动，其余人就地打游击（后二支部队均被打散）。大约下午五时，山头响起苍凉的马嘶声，只见陈昌浩、徐向前挥着手，悲痛地向我们告别：“同志们，再见啦……你们要保重啊……”至今他俩的湖北口音和山西口音还在我耳畔回响。
军情紧迫，刻不容缓。石窝分兵后，奉命砸碎电台、马达，仅留一部，即我们的第8电台，8台始终跟随指挥部，台长为汪明震。我们随程世才、李先念进入祁连山一路西行。我扛着三四十斤重的蓄电瓶、马达，饿腹行军常累得口吐白沫。祁连山（米）重峦叠嶂，冰封雪阻，昼夜气温在摄氏零下25-40度。衣单不堪寒，随时有战友冻死。我用两张羊皮割去头部，四腿打结，做成皮背心，穿上身；下穿刘寅被单做的单裤，总算熬过长达一个月的酷冬。
我们左支队走到分水岭附近，唯一的电台和党中央联系上了。中央回电指示我们，向新疆前进！中央会派陈云、滕代远同志去迎接。消息迅速传开，全军欢腾雀跃，仿佛黑夜中看到一盏明灯。李先念向大家兴奋地念着中央来电，然后说：同志们，党中央一直在寻找西路军，中央没有忘记我们，并指示我们去新疆，中央还要派人来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一切困难，走出祁连山！
有方向，有目标，我们勇气陡增。行军中，我们唱起新编的《巍巍峨峨祁连山》：“巍峨祁连山，伟大英勇惊人的行军。饿腹前进病忍呻吟，艰苦冒险向西行。为着团结西北抗日的力量，我们英勇向前进！”我继续背着马达、蓄电瓶，和大部队一道，经过跑马场，鄂伦河，在这渺无人烟的冰雪世界里，整整行军并为生存斗争了30天，终于走出祁连山，进入戈壁大沙漠。西路军尚余人。
浮着羊粪的小水坑，大家谦让着喝
4月14日到石包城，15日又出发，17日到距安西十几公里的地方住下。准备打安西，以补充给养和休整。没想到敌情变化，突然增加两个旅，而我们不知道。17日开始进攻，18日还没打下，又牺牲了不少同志。18日晚奉命撤退，急行军去90里外的白墩子。19日到白墩子休息，没等水烧开，敌骑兵又到。我们的两条腿始终在和马匪的四条腿赛跑。我们边打边撤，敌人紧咬不放，打了一天只撤了十几里。
下午，我奉命放下马达，带领摇机班的学员在前面山头和别的部队一起顶住马匪的进攻（摇机班学员中只有我一个打过仗）。掩护其他同志退到50里外的红柳园，随后将仅有的电台马达等捣毁。我们打退马匪一次又一次进攻，马匪就打迫击炮，把我们防守阵地的土都打松了，轻机枪的脚架不住了。我就把轻机枪的脚扛在两个肩膀上，当枪架，让射击手射击打马匪。机枪声震得耳朵疼。一直坚持到傍晚五、六点钟，刘寅派人叫我们撤退，跟部队往红柳园转移。六七点钟，我们隐隐约约听见程世才骑着马，一边走一边喊：“敌人多，同志们分散向西走吧，减少目标。”刘寅、我、杨大奎、阕之山、刘成义一起向外冲。我是电台代理支部书记（原书记安西负伤）。拼杀中，我忽听背后响声，急忙向前一跃，一个马匪挥刀砍空，我急转身扣板机一个连发，将马匪击毙，之后和刘寅等四人会合，冲出包围圈，逃过这最后一劫。
21日，我们沿红柳园旁边一条上山的小道走，既能看见甘新公路，又不易被敌发现。竟日恶战，滴水粒米未进，我们的疲惫饥饿难以言述。
22日来到甘新公路，沿着公路上的电线杆向西走，在离大泉十几里的地方，看见聂鑫一个人坐着。经历生死关，大家见面十分欢喜。他跟我们一起走到大泉，找到一间便于撤退的破旧空房，院落里还有前头部队吃剩的驴肉。我们烧着吃饱，然后睡觉，由刘成义放哨。天亮时，忽听外面有人说话，我们持枪靠墙侧身细听，原来是电台负责人王子纲带了五六十人突围而来。我们破门而出，同他们又是拥抱，又蹦又跳的，并把准备当早饭的一条驴腿给他们吃。这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水坑，上面还有羊粪。大伙连叫“谢谢老天爷”，先请王子纲喝，然后大伙喝，我一口气喝了六杯。王子纲捶了我一下，说：“放心吧，前头就是星星峡（新疆境内），敌人不会追来了。”
23日9时出发走了七八里，前面一溜尘土飞扬，开来一辆卡车，车上插着军旗。车上人喊：“同志们，不要怕！我们是先到的。”原来是团的一位团长骑马先到的。又说：“我们是盛督办派来接你们的，上车吧！”原来，新疆督办盛世才，当时还以反帝、亲苏的政策相标榜，因此在我党交涉下，盛世才答应将西路军余部接到迪化（乌鲁木齐）。我们让刘寅、王子纲先上车走，过了一、二小时，车回来接我们到星星峡，住在那里。盛世才派飞机寻找李先念、程世才。25日下午，李先念、程世才及余部也乘卡车到了星星峡。原来他们是往内蒙古方向走的。这时进行人数统计，为人。又派人去找，陆续有散兵归队。28日陈云、滕代远来看我们。这时又一次登记，人数为多人。
当年的人，只余下多人
年5月1日上午，艳阳高照，红旗飘扬。我们欢庆“五一”劳动节。主席台上，陈云、滕代远和李先念、程世才等首长泪眼相望，互相问候。陈云讲话：“同志们，你们好！”他们代表党中央、第三国际、斯大林、毛泽东向我们问好。还说：“革命斗争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了有生力量，将来还可以发展到几十万，几百万……”。然后我们每人发了一身新衣，一套碗筷。我们撤出根据地已两年半，一身衣服早已烂光了。随后几天，在陈云、滕代远率领下，我们乘十多辆卡车从星星峡出发到迪化，住在北郊公园附近的纺织厂。成立干部队，电训班划归干部队，住小东门，还参加学习。
当时发给每个红军战士相当于三块光洋的银票。我舍不得花，把它兑换成国统区“中央银行”发行的通用钞票，给父亲汇去，还附了几句话：忠孝不能两全，我不能在家尽孝，寄上这些钱，以示孝心。父亲收到信，知道我还活着，大喜过望，回信夸奖我：“在国是忠臣，在家是孝子。”我真高兴啊，心里很温暖。
年3月通知回延安。4月18日我坐着苏联汽车从迪化经星星峡，驶往昔日战场。只见饱受日晒雨淋的战场上，依然尸横于野，白骨累累，半入尘土，半入蒿丛。当年的人，只余下多人，不禁想起《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
我想起二叔，年底永昌长城边上见过一面，以后再无消息。解放后才知道，兵败祁连后，二叔在战斗中被俘，后又逃出，一路讨饭回到老家，疗治创病，不久病殁。令人痛心不已。
年我重回当年战场，在高台凭吊了董振堂军长等名军魂。高台烈士纪念馆馆长，就是西路军幸存者。他表示要永远陪伴董军长等先烈们。
作者：何永忠口述，其子何平整理。何平，退休医生，中共党员。何永忠（.10.28-.10.18）四川巴中江口镇（现平昌县）人。年2月参加红四方面军，年加入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会宁会师后，年10月12日，参加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年2月调入新四军四师。解放战争时期，年任三野八兵团通信科副科长。建国先后任浙江省邮电管理局局长、浙江交通厅党组书记、第一副厅长。年任邮电部工程局局长。年任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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