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恒平
图片/主人公本人
老姥姥是爸爸的姥姥，一生坎坷，历经一个多世纪的老姥姥，和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一样，经历了旧社会所有的苦难，然而我慈祥善良的老姥姥享年却到了岁！可谓人民眼里的长寿之星！
在我的记忆里，老姥姥不多言不多语，更多的是自言自语，慈祥的面容里总挂着几分微笑，透过微笑总能觉察出她内心的沧桑和忧伤。不知道，不曾问，也不想问：老姥姥为什么生活在我们家里，不善言语的父亲、母亲也从没谈起过；直到懂事后才在父亲茶余饭后的谈资中，若隐若现地了解到一些。父亲十四岁高小毕业，便跟随老姥爷做贩麻生意，生意做得很大，老姥爷每天早出晚归，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得病不久就溘然长逝！之医院的大夫。
老姥爷走后，老姥姥诚然是很难过，但她只是默默地流了几次泪，没有象村里的婶子、嫂子那样在人死后，哭得死去活来，惊天动地；收拾家务料理后事后，连同家当一起搬到了我们家。
从记事那天起，就知道我是依偎在老姥姥的怀里长大的，常听他唠叨的几件事：自流水灌溉的西河园是你老爷爷修的（自流水就是把高处的水截流成水库，往低处的农田灌溉），是你家的，不用肥料每亩能产八百斤麦子；你爷爷很苦，好喝酒、解放济南受了惊吓，解放前爷爷在济南做酒大工等工作，死时才四十几岁啊！
奶奶身体不好，一年、两年，肉体的痛苦，精神的折磨，家境的贫寒，使奶奶再也难以忍受，和老姥姥唠叨一夜后，第二天便去了大姑、二姑家。奶奶是个文化人（奶奶认字、但不太会写字，喜欢开玩笑）很有远见，把大姑嫁给了三代贫农比大姑大九岁的大姑父，二姑嫁给了三代贫农比二姑大十岁二姑夫。那时成年男劳力劳动一天10分，而成年女劳力劳动一天则8分，尽管劳动效率一样；老人和少年可能是6分5分，这就要看小队长、对会计怎么给你划了，这里面有关系、远近，母亲、姐姐象男劳力一样拼着命的劳动，用“一锅炖”（地瓜、野菜、榆钱等）维持着家人的生存与“发展”；老姥姥也还总是坐在大门旁的青石条上，眺望着西山的小路，眺望着夕阳，盼望着奶奶、父亲、叔叔的归来，盼望着快点结束这苦难、煎熬的日子。
父亲是父辈中的老大，医院当大夫，很少有时间回家。一九七零年的冬天，天气着实的冷，一天夜里雪已铺满了大地，鹅毛大雪还在拉拉飒飒的下个不停。老姥姥塞给二姐一个破旧的棉袄包裹，对我说“你是男子汉，陪你姐去公社看看你父亲吧！”不容分说便上了路，走在西山坡的羊肠小道上，听着咯吱咯吱的踏雪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回头望去几行行脚印像是问号又像是叹号，在问询着苍天？在警示着后人?又好像省略号，让人们思绪着什么?再回头望去，老姥姥依然站在青石条旁挥着手，眺望着西山，盼望着、思索着…
雪还在下，路还很长，待到小棉袄快湿透时，我和医院。父亲住在机房旁的一间小屋里，轰鸣的机器声震得窗棂纸咝咝作响，门口站着一个戴红袖章的男人，帽檐压得很低，雪天里看不清面孔，粘满雪花的红袖章也看不清写些什么文字。开了门二姐和我挪进了房间，只见乌黑的玻璃罩油灯透出一丝光亮（想必是点燃了很长时间的缘故吧），父亲坐在灯下，写些什么，房间内看不到更多东西，不等父亲开腔，黑暗处闪出一个瘦小的男人，声音像个娘们儿，说了声：“二妮儿和小子来了”，便把我抱到一个火盆旁。二姐打开包裹，我这才发现里面有两块仍有热气的烧地瓜，两个咸鸡蛋，五百毫升的盐水瓶里装着半斤白酒，瓶盖则是一个裹了紫红绒布条的玉米穰。二姐拨开鸡蛋递了过去，父亲掐了一小块塞到我的嘴里，剩下的绝大部分给了屋里的那个男人，并招呼我喊他王叔叔，王叔叔并没吃咸鸡蛋，只是对着酒瓶子闷了两口酒，再也没说些什么。父亲分多次喝完了酒，吃了鸡蛋，吃了地瓜，看看我，看看二姐，点点头。二姐则拿上破棉袄，牵着我走出房间，执拗的我总想回头看看，看出点什么，却被她拧着耳朵扯走了。一路上嚼着拇指头大小的鸡蛋只感觉不是很咸，腥味里掺杂着不知是香甜还是麻辣的感觉，品尝着不可揣摩，不可理解的味道，沉重的走在回家的路上。
踏着被大雪刚刚抚平的脚印，回到了西山坡上，远远望去，老姥姥坐在大门旁的青石条上，像一尊冰雪巨人，看见我们迎了上来，解开大襟棉袄拥着我回到房里，脱去棉裤棉袄，让我钻进早已暖好的被窝里（老姥姥有一只古老的红铜汤壶，可以暖被窝），老姥姥给我烤着棉裤棉袄，和二姐嘀咕着、唠叨着，我却并不关心并不理会，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后来父亲回家，思路开阔起来，话也多了起来，父亲多半谈的是看的什么病，治好的什么病，见到了什么人；老姥姥谈的最多的仍然是西河园。
日子过长了总会出现矛盾，就像锅碰勺子，碗碰筷，家中的主角只有母亲和老姥姥，当家的是老姥姥，母亲时常与老姥姥因为权利和家庭琐事争吵起来，母亲总闲老姥姥管的多、唠叨的多；老姥姥则说母亲儿女满堂，连个鸡窝子都没盖；母亲委屈，在那个以地瓜、树叶糊口维生的年代，别说鸡窝就是猫窝（鸡多猫少，所以鸡窝要比猫窝大的多，何况猫大都和人住一起不需要窝）也盖不起啊！最后争吵在互相谦让中结束或不了了之，每次吵完老姥姥都要笑个不停、笑出眼泪。政治形势的好转，并没使餐桌好了多少，只是偶尔吃顿面食，日常还是地瓜面糊糊，地瓜、地瓜干、野菜（当时有这些吃的已经不错了）。每次烧开大锅的水，母亲总是用开水烫些玉米面，用勺子拍成两个半球形的“疙瘩”，煮在大锅的开水里（因为缺乏柴、煤，一般不另起小灶），这便是老姥姥的主食了；其他人则只能看着，不准、也没人去偷吃半口，尽管看着很嘴馋、很吞咽，有幸的是从大锅的糊糊里，偶尔捞得到一点点从“疙瘩”上脱落的残渣，大都放在我这个“老小”的嘴里，再加一根咸萝卜条，嚼起来也是香个不停，美不胜收。老姥姥吃饭大多坐在锅台（灶台）旁，地瓜糊糊喝三分之一碗，因为闲太凉便把剩余部分倒回锅里（锅里的糊糊是开着的，但夏天除外）；没有什么荤菜，也没有什么素菜，更没有什么酱油和酸菜，下饭的咸萝卜条稍不经意也会断顿，那时也只好蘸着盐水吃地瓜了（食盐也有断顿的时候）。
古历八月二十六是老姥姥的生日，每年快到这个日子时，她都会大病一场；病来的快而且奇怪，老姥姥先是大声呼叫，继而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也不知从啥时形成了惯例，此时的家人有的掐人中，有的则跑去找新鲜桃树树枝，而且必须是东南方向的，一枝放在她的手里，一枝在她的身上抽打个不停，待到父亲赶回来，再给老姥姥灌上一剂中药便很快苏醒过来，此后连服几天也就渐渐好了起来，正是这因为这种怪病，老姥姥四十二岁时就做好了送终的棺材。为了此病我也为老姥姥偷偷栽下了一棵桃树，尽管长的不够参天，但也够每年发病时的应急之用，而平时也好让她老人家坐在树下养养神。九十岁那年，老姥姥长出了八颗新牙，苍白的头发也变成了花白，父亲说这叫“返老还童”，更为奇怪的是老姥姥从此再也没有犯怪病。
老姥姥九十四岁那年，村里的老青年，我三十七岁的一个老侄子结婚了，当时听说新媳妇酒量不小，而村子里能喝酒的女人又实在不多，况且还得是有身份的、年长的女性才能参加喜宴陪新媳妇喝酒。过门那天，老姥姥和一位八十四岁的婶子，一位七十四岁的嫂子，还有几个亲戚赔了喜宴，当时我不知道他们能喝多少，喝了多少。日落时分，母亲见老姥姥还未回家，便让我去看个究竟，走进大门，只见九十四岁老姥姥搀扶着八十四岁的婶子，八十四岁的婶子搀扶着七十四岁的嫂子，歪歪逛逛、大笑不止，问其究竟，才知道新媳妇被喝的钻到床底下了；三人仍是大笑，真可谓忍俊不禁，记忆中那是老姥姥第一次笑的那么灿烂、那么开心。
八三年的七月，我稀里糊涂地考上了大学，上学的那天，奶奶说：“上大学，大学大，有电灯，有电话，找个媳妇高粱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女性烫发兴起，但在普通人看来还不习惯，所以烫好的头发被称为高粱的根－俗称高粱炸）；吃国库（粱），住高楼，要找找个烫发头！”，老姥姥则说，在外做事千万不要和人计较，记住“天大地大，不如心大，只有心大才能把事做大”。此后大学的生活拉大了我和老姥姥的距离，但老姥姥的嘱托却永远铭记在心。
八五年的暑假又一次见到了老姥姥，她对我说：“我得走了，不能等你结婚了，见到外甥媳妇就行了，你奶奶太不容易了，都八十好几了，还没上过寿，过个生日（民间风俗，只要有老人，晚辈年龄再大也不能做寿、过生日），我不死她永远没这个待遇、没有这个机会啊…”
八六年的春天照样是寒冷无比，但大年初六这天却暖和了许多，一大早，几只麻雀在年前刚刚枯死的香椿树上嬉戏着，不时的发出怪异的吱吱声。老姥姥起了床，仔细地洗了脚，仔细地洗了脸，又仔细地梳了头、开了脸（用双线把额头、鬓角的乱发绞掉），用多年不用的牙刷刷了牙，陪父亲喝了几盅，吃了一大碗水饺，回到自己房内，对大姐说：“中午吃饭不要叫我，我累了，我睡够觉以后再吃午饭”。午饭停当，大家总是忍不住去叫了老姥姥，推开房门，大姐瘫软在地上，只见老姥姥身穿寿衣，头戴寿帽，脚蹬一双绣花寿靴，慈祥的脸上带着微笑，平静而安详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让她放心不下却又让她难以理解的世界…
老姥姥去世后，父亲作为外甥养姥姥的典范，如昙花一现般被人称道了几天，平静之后，才有人更多地思考起这位老人坎坷而平淡，和善而长寿的一生。
作者，李恒平，医院外科主任医师，业余爱好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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